話說老同學們在萬噸火車道邊談天下觀，老文意猶未盡：天下觀產生的現實條件是什么？是如何進化的？老文繼續尋找材料，在石林黑塔村的一個小谷院里，象前輩那樣進行思考。  
老文認為三皇五帝奠定了中華天下觀模式：“惠此中國，以綏四方”。《詩經》里的詩，最初的原本可追蹤到三皇五帝時代。華夏民族生活以中原區域為中心,向四周延伸。  
“天下”觀念的產生于游牧到農耕時代，這時眾多氏族從游居轉為定居，華夏民族最初定居地點在汾、渭，延續到黃、淮、長，地理廣闊且相對平坦又有相關聯系，構成了“中心—四方”的地理格局。但黃、淮、長能形成同一體，一個方面是農耕生產的水利依賴、安全依賴、救災依賴形成的文化認同，另一方面，是始終面對游牧民族的壓力。
從文字上看，天下觀從商朝時開始萌生，到西周初期建構完成。  
老子所謂“鄰國相望，雞犬之聲相聞，民至老死不相往來”是形不成大天下觀的。  
三皇五帝以發明先進的技術而成為一個時期的中心，生產水平相提高了，勞動減輕了，生活比以前好點了。中土美好生活，吸引四面八方。這就是《詩經》上說的：“民亦勞止，汔可小康。惠此中國,以綏四方。”  
之后“協和萬邦”觀念形成。“協和萬邦”出自《尚書·虞書·堯典》，原文是：“克明俊德，以親九族。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。百姓昭明，協和萬邦。”意思是協調不同氏族國家之間的關系，讓各個國家都能夠相互尊重、相互合作、共同發展。  
《尚書·禹貢》根據冶水成果，劃分九州，確定了五服及其義務：  
五百里甸服：百里賦納緫，二百里納铚，三百里納秸服，四百里粟，五百里米。  
五百里侯服：百里采，二百里男邦，三百里諸侯。  
五百里綏服：三百里揆文教，二百里奮武衛。  
五百里要服：三百里夷，二百里蔡。  
五百里荒服：三百里蠻，二百里流。  
《國語·周語》記載，周穆王時祭公謀父闡述“五服”：“先王之制，邦內甸服，邦外侯服，侯衛賓服，夷蠻要服，戎狄荒服。日祭、月祀、時享、歲貢、終王，先王之訓也。”《禮記·王制》篇中有了“五方之民”的族群劃分,即居于中原地區的華夏族與四周的夷、狄、蠻、戎。“無怠無荒,四夷來王。”“蒞中國而撫四夷也”。  
《詩經·小雅》中有“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”的說法,事實上，從三皇五帝至周，中央能直接控制的區域是有限的。  
華夏民族在堯舜時期有了一個共識：天下不能被一個氏族、一個部族占有，執政一段時間必須禪讓。世世代代的儒家，認為這是美好時代：權力正確使用且做好薪火相傳。  
大禹建立政權以后，強化了中央作用，中央是天下的中心，古老的禪讓制被破壞。老子說這是“大道廢“的結果，認為天下為公的道已經廢掉了，其實這是農業發展的后果。  
到春秋時，有了新的解讀。《左傳》中說：仲尼曰：“善哉！政寬則民慢，慢則糾之以猛。猛則民殘，殘則施之以寬。寬以濟猛；猛以濟寬，政是以和。”《詩》曰：‘民亦勞止，汔可小康；惠此中國，以綏四方。’施之以寬也。‘毋從詭隨，以謹無良；式遏寇虐，慘不畏明。’糾之以猛也。‘柔遠能邇，以定我王。’平之以和也。又曰：‘不競不絿，不剛不柔，布政優優，百祿是遒。’和之至也。  
儒家不得不就現實與理想之間進行調和，從“夷夏之辨”或稱“夷夏之別”方面著手,區分不同族類在禮儀、風俗、服飾、生活方式、政治制度等文化層面的差異。中原是“天下”中心，外面是歸順的“蠻夷”地區，再外一層是化外之地的化外之民。同時又認為“夷夏”是可以一體的，蠻夷和化外之民，只要接受中央王朝所推崇的儒家禮儀教化,便可以納入到中華文明的范圍之內。  
“天下觀”突破了以血緣為基礎的種族局限性,有利于中華民族從多元融合成華夏一體，像“滾雪球”般越滾越大，把周邊族群和民族吸納到這個核心,形成今天中華民族共同體。  
儒家認為：天下的價值和運行規則來源于“天道”，然而“天”不能言,只能依靠人來弘揚，即“人能弘道”。天道與人道是相通的,可以通過民意表達出來。這樣,“天下”與人就建立了一種關系,“天下”擁有超越與世俗的雙重價值,寄托著儒家“王者無外”的道德教化理想：回歸周禮。  
但“周禮”回歸無望。“公天下”首要的條件是天下一統，統一不可能靠講“禮”實現，必須借助爭霸者的私情、私心而實現。  
秦始皇統一天下后，儒家又進了觀念更新：“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”。天下可以被一家或者一個集團所占有，但他要行仁政，為天下人謀福利，發揮公天下的功能。儒家對此制度化：格物致知、正心誠意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。  
華夏民族自三皇五帝以來，換過無數朝代，多次載舟覆舟后重新“復興”，仿佛擁有“不死之身”，密碼就是華夏民族的天下觀。華夏文明歷來都是有容乃大，兼收并蓄，可以“以柔克剛”地同化異類，使其“皈依”華夏文明。就是“漢化最不徹底的元朝”，也“皈依”了華夏文明。元朝泰定帝下詔保護黃帝陵，在詔書中直言“軒轅黃帝乃我華夏元祖”。  
但是朝代更迭之頻繁，儒家又有新認識：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說,世上有“亡國”和“亡天下”之分,朝代更迭或一家一姓的王朝更替是謂“亡國”；而仁義道德淪亡,“謂之亡天下”。  
清末列強給中華民族帶來巨大的災難,促進了中國人的思考、反省和奮起。大清國不再是“天下”的中心了,只是“萬國”之一,士大夫心中的“天下”,逐漸褪去“華夷之辨”傳統，把歐美國家從“外夷”“西夷”改為“西洋”，人從“夷人”改稱“洋人”。甲午戰后對日本人的稱呼由“倭人”“倭夷”改為“東洋人”“日本人”。稱號改變的背后反映“天下”觀念不但基本消解，還要學洋、辦洋務。目的是“師其長技以制夷”、“夷之長技有三：一戰艦，二火器，三養兵練兵之法”，實現民族的復興。  
于是許多東西被前綴“洋”：洋車、洋釘、洋火、洋油、洋灰、洋鎬等。老文他們這一代人，雖然在山溝里住，但對這帶“洋”許多東西并不陌生。但新一代人早就不這樣了。  
我們學了許多“洋”東西，未能改變落后挨打的命運。真正能起到主導作用的，改變落后挨打的命運的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。  
中國引進馬克思列寧主義后，面貌煥然一新，經過無數先烈拋頭顱、灑熱血，中華民族終于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  
“數風流人物，還看今朝”。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，各行各業都涌現了風流人物。  
但仍有許多人不自信，崇洋媚外，即使在軍事上擊敗頭號敵人，“外國的月亮就是圓”還是他們的圖騰。  
進入新世紀后，中華民族經濟騰飛，經濟上與最強國角力，重新樹立了自信心，并對天下觀進行了新的闡述：打造“人類命運共同體”。  
神權國家，神是排它的，是“私天下”，與信仰“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”國家大不相同。  
資本國家，資本唯利是圖，也是“私天下”，無論政府是否民選，都不是真正的“公天下”國家。  
從“天下觀”的角度看，“人類命運共同體”是中國共產黨人面對人類社會發展的現實而提出的新型“天下觀”，是中華民族對世界的新貢獻。“人類命運共同體”天下觀，既不同于傳統中國文化中所倡導的“等級天下觀”，有別于神權國家，更有別于西方所倡導的“叢林法則”的天下觀，而是平等、互惠、合作、共贏的“天下觀”。這一新“天下觀”，集中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對人類整體命運的思考和歷史擔當，把中國從西方主導的“叢林法則”的世界中拯救出來，一躍而居于人類發展道義的制高點上，代表著人類發展的方向和未來。  
大道至簡。用歷史的大視角看，人類社會的發展在經歷了“等級天下觀”的衰落，“神權天下”“叢林法則”天下觀國家觀的相互博弈后，朝著主權平等的國家以構建“人類命運共同體”為切入點的“平等天下觀”發展。  
踐行“人類命運共同體”，關鍵在于把自己的事做好，實現民族復興。“惠此中國，以綏四方”、“九族既睦，協和萬邦”。